耳光来可不是轻飘飘的一下两下。挨过几回以后眼睛就睁不圆了，吐掉那颗牙以后牙床一直又涨又疼，如果说男士们看到的眼前这个赤条条的女人颈子上长着一颗猪头，大概跟实际情况也相去并不甚远。
我们的现任老板，原先的矿业秘书笑容可掬的给我介绍说这些先生是代表国家的律师，他们专程从蔓昂赶过来，为了公务真的十分辛苦。那些人坐在桌子后边翻检文件，告诉我受国家指定代表我的儿子陈小秋，女儿孟小冬办理监护委托，旅行许可，等等
等。我听到小秋小冬的名字就开始哭了，一点也不避人，一点也不在乎。哭到抽抽搭搭的，都跟不上气来。我已经什幺都不在乎，想哭就哭吧。
律师们面无表情。最后有人从西装口袋里抽出一条雪白的绸子手绢递给我，我往脸上一擦就是一条黑泥道道。我签了连盈水做我孩子监护人的委托书，律师们告诉我说，在我回到锡山的第三天连盈水已经带着秋和冬离开了这个国家，只是因为事件重大而且敏感，必须补完法律手续，不能留下程序瑕疵。他们声称这还特别是因为潘将军的一再坚持。
他们甚至给我展示了一份在蔓昂发行的报纸，上边确实印着关于前政府高官连盈水还有陈春的儿女前往欧洲的消息。我想，这就是洪水的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目的。他是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事情的进展，为了让我可以放心。那幺好吧，谢谢洪水同志了。
为我安排的这场荒诞剧还不是就那幺完了。等在后边的一拨两个英国人是我认识的，他们是晏？勘探开采土地金融联合股份企业的律师，后来一直在为明亮的星星和我对付公司的法律问题，其中一位还是我们基金会的独立董事。我刚进来就见到了他们，不过除了眼光一撇之外，我们两边都没多交流。到现在也没多交流。他们只是迟疑了一下才向翻译询问说，我们是不是能先请这位女士坐下……
两位既严谨又和蔼的老先生虽然一直在东方的印度执业，见到把我搞成现在这副样子的中南亚洲传统做派大概也得吓一吓。我一直带着手铐，赤条条直挺挺的站在桌子前边，咱们的大秘书肯定觉得没让我跪到地板上已经是很给我面子了。
这样我算是能坐着听我的律师告诉我，还有些什幺补充的文件需要签字。离开王国晏的时候行程匆忙，我给他们写信转让我对公司持有的股权，公司成立以后我就拥有和明亮的星星相等的股份，我把它们全都转给了我的孩子们。老先生在桌子上摆开了很多看上去非常严肃的案卷和纸张，解释说这一份是因为这样，签……这里，还有这一份……这里。诸如此类。
我的律师们能做的另一件事是转达明亮的星星向我的问候，我尽自己所能使用镇定的口吻表示感谢。律师先生也很镇定。两位年老的绅士甚至还采取主动，无视我母猪一样臃肿的脸颊，还有满身的斑斑血迹和矿砂污泥，慈祥地和我以欧洲式的贴面礼告别。
我跟着我的看守们走回井底下的铁笼去睡觉。就是走进洞口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抬了下头，看到满天的星星。我很自然的想到，不知道下一次再见她们会是什幺时候。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形比我以为的要快很多，也许就只过了十来天吧，同样是毫无预兆，突如其来的一下子，不同之处是鬼鬼祟祟的更加凸显出行动的重要性和隐秘性。我在铁笼里睡过半个晚上，突然被拖到外边，人还迷迷糊糊的就连着挨了一串耳光。这算是让我快点清醒过来能看着点路。大半夜的矿井门口还等着一辆中型吉普车。
这一回我被带去的地方和矿区没有什幺关系。车子开出去快一个小时拐进一条更简易的岔道，那里前后不靠村子也不着店，只是在山脊遮掩的一片坡地上建着两座板房，外加一顶支起来的军用帐篷。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新的白人。那就是在老欧洲们撤退之后，匆忙地赶来亚洲捍卫制度和价值观的美国人。他们像是更有干劲，更加自信，当然也更有钱。
就连他们带来的电器都是时髦的流线型状，还安装着各种闪闪发亮的仪表和一大排不同颜色的开关。
那是个用来电人的器具。这回找上来的是想要得到我的正主。他们惦记着我已经有了不少日子，现在大概算是要正式开始了。
用来当作审讯室的板房里有一张结实的实木椅子，这是给我坐的。被讯问的对象坐到上边两手平放在两边的扶手上，用皮带捆住手腕。两个脚腕分别捆在椅子腿上，她的腿就得分张到很开放了。我麻木不仁，心不在焉的朝下看看，看到那底下有些蓬松的黑毛。我这一辈子就没停过跟酷刑审问打交道，到了现在真觉得这一切既愚蠢又无聊，当然也还是害怕。电这种东西开动起来人可是很不好受。
同样无聊愚蠢的，是我前边还得放上一排桌子，桌子后边坐上两个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官僚。他们翘起二郎腿来露出轻蔑的表情，显示对我可能玩弄的抗拒伎俩已经成竹在胸，一切皆在掌控。更加荒谬的是那天晚上我朝他们扫了一眼，发现那是两个我认识的熟人。一个书卷文雅的自称他叫「Ｌ」，他就是在龙翔折磨了我好几个月的Ｋ，另外一个长着横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