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十二年前，这家照相馆的生意显然好了很多，时常有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前来拍照，口碑也逐渐流传起来。唯一的女摄影师虽然不爱说话也不爱笑，做事却是极其认真，拍出来的片儿也质量甚高。那位稍微年长些的女伴，本职是报社编辑，不过偶尔下班无事的时候，也会帮着摄影师做些应对顾客的工作，显然她在待人接物上比这位总是冷冷淡淡的摄影师要有经验多了。
很多年后，八十岁的许幼怡依然会想起她站在台下，看着关露拍下那张让她臭名远扬的照片的时刻。到了那时，她便会感慨，没有任何事情比在和平年代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更幸福了。
如此看来，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或许倒是逃过一劫。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战争胜利以后，她们的名字并不会出现在任何有记录的文献上，只能作为那些历史知名人士的无形注脚，散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不会再被人提起。
的“云雀”岌岌可危。但好在许幼怡和严微用分别用智慧与意志挺过了这一劫，也保全了“云雀”不被发现。
许幼怡和严微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经历过的那些故事，曾经做出的贡献，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出的点滴作用。
1943年夏天，上海那家曾经被卷入诸多八卦新闻以至于人人知名的沪光照相馆，在时隔十二年之后，又重新开张了。
严微的生活过得比从前平淡了许多但也舒服了许多。她是照相馆的女主人，也是家的守护者。她和许幼怡好像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那些日子，她早起锻炼、梳洗、做早饭，许幼怡则一定要赖到再不起床就会迟到的时间再被严微吼起来，慌慌张张地二人一起吃顿早饭然后去上班，余下的收拾工作又是严微来做。有时候严微想，她不在许幼怡身边的时候，这家伙是怎么生活的，不是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吗，怎么跟她严微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娇滴滴了。好吧，严微心想，不得不承认，许幼怡对她的这种依赖，反而让她觉得安心而快乐。一个
更何况，她不是一个人，她身边还有一个呆子。
关露是对的。那天她作为汪伪政府这边的文人代表参与合影，而这张照片后来泄露出来，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人指责关露为敌伪站台，是不知廉耻、媚敌求荣的投日汉奸，国内一份《时事新报》的评价更是犀利得毫不留情：“关露是卖国贼，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也不能怪谁，在隐秘战线里奋斗的人，总归是不得不忍受一些委屈的。
当然，普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间小小的照相馆，是一个大胆隐匿于闹市间的情报中转站。
关露带着许幼怡一起去了东京——其实是带着任务去的，目标是联络日本左翼□□，并联合他们的有关力量。
至于李士群，他素来是个首鼠两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颓势初现，李士群曾经对关露说过一句话：“什么时候见见你的老朋友？”于是关露便明白，李士群已经察觉了她的身份，这是在为自己留后路。之后严微被救，76号却无人追查此事，便是关露的功劳——她说服了李士群，以此作为倒戈的诚意。
任何人都对历史的进程发挥过作用，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照相馆的主人还是那个高高瘦瘦不苟言笑的冷酷女孩。只不过十二年过后，她的脸上少了一些孤傲冷绝，多了一丝坚韧柔情。在照相馆居住的却不止一个人，还有一个温温柔柔的女子，她总是礼貌地微笑着，看起来很平和，又很淡然，也许与十二年前相比，她并没有变化很多，只是更加成熟，更加智慧，也更加坚定。
但是不被提起名字的功勋，难道就不是功勋了吗？
“在历史留下姓名的事情，有一个人做就够了。”关露淡淡地说，“毕竟不是什么好名。”她的言语中有种落寞的自嘲。
许幼怡所在的《女报》编辑部，日本本部的主编是伊藤俊子，也是知名的日本左翼进步人士。关露的任务就是通过伊藤俊子，联结日本左翼□□的有关力量。作为关露的下级，许幼怡也会为这项任务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任何人都可能是许幼怡，任何人也都可能是严微。
但在大会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其间主办方邀请各位主要参会人员拍摄一张合影，许幼怡本来要去，但是关露阻止了她。
严微和许幼怡依然是活跃在情报战线上的重要人员，只不过这一次她们的角色发生了小小的变化，从前线转移到了后方，更多地是做一些消息传递、后勤保障的工作。
而李士群后来为日本人怀疑并忌惮，又因此被毒杀，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一年八月，日本东京举办“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汪伪政府也要派人参加。于是名额有两个落到了《女报》编辑部这里。
只是很多年后，关露依然会被困于这样的误解和责难中，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她自杀之前。这是后话，不再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