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对面，那个叫达伦的男人站在一旁，要么嚼着口香糖，要么假装在嚼口香糖，手里还拿着印满图腾纹路的记事本。
格伦肖介绍了霍桑，对我只字未提，这倒无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会怎么想，我看她未必会愿意出现在我的书中。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谈，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告。
“谢谢你赶来，”格伦肖对阿基拉说，“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莱斯昨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家中，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
阿基拉耸耸肩：“我怎么帮你？我几乎不认识普莱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们从未说过话，我对他无话可说。他靠人们死去的爱情和破灭的梦想谋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国口音，但带有轻微的日本味。她声音柔和，不带一丝情感，似乎觉得这场对话很无聊。
“你威胁过他。”
“不，我没有威胁他。”
“恕我直言，安诺女士，我们有几位证人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在德劳奈餐厅看到你，当时你在那里吃晚饭。离开餐厅时，你看到了普莱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泼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头上，他活该。”
“你骂他是猪，还威胁说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个玩笑！”这五个字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恶意，仿佛在指责格伦肖故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说他很幸运没有点一整瓶，否则全都会被倒在他身上。我说得很清楚：我会用更多酒泼他，并不是我会用酒瓶伤害他。”
“考虑到他被谋害的方式，这仍是一句不恰当的措辞。”
她仔细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厅里的场景，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双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后她说：“我不后悔我说过的任何话。我告诉过你，那只是一个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探长，我不认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书中，我使用幽默只是为了颠覆现状。如果你读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他将玩笑定义为一种揭示真相的裂口。顺便说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学认识他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会凭借嘲弄打败对方。这是阿兰给予我的洞察力，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为自己辩解，但这正是我在德劳奈餐厅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诺和阿兰·巴迪欧一起畅聊到深夜。肯定充满了欢声笑语。
“安诺女士，你和谁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个朋友。”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许会有帮助。”
“也许最好不说。不管怎样，那不是个男人，是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