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哪个男人没女人，别说圣人们身边美女如云，就连和尚也要去偷了尼姑，乞丐公也要去寻了乞丐婆。今天人性被扭曲了，扭曲了的人性又孳生出奇奇怪怪的事来，就象大兵围了城，城外人想攻进城去，城里人想突围出来，此时的面前的白秋好像一个被围困了又突不出来正在等死的人。
敬慕与爱怜使她不得不鼓足最后的勇气，去拯救心爱的人的灵魂并为他献身一切了。
胡莉勇敢地盯着我说：“给只烟
吧。”我有些奇怪：“你咋抽烟了？”胡莉说：“男人抽得，女人就抽不得？你还讲男女平等哩？”说话间她夺过我的烟蒂，猛吸了两口，呛得埋头去咳，我去扶，胡莉趁机倒在我的怀里，双手去吊着颈儿幽幽怨怨的说：“白秋，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去死，你去挨枪眼，我也陪杀场！”
胡莉小声地靠紧我，她知道这位在自己心中像神一样存在的人，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是什么结果，自己都会永远追随他的左右。看身边胡莉妙曼的身姿，我心里升起一股欣慰的同时，又有一丝的愧疚。有胡莉这样的漂亮大美人儿同行，不仅壮胆，而且也颇壮行色，她已经成为了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自己今后的路肯定越走越艰难，不过不管怎么，该面对的还是应该去面对。
“胡莉，忘掉一切的不愉快吧。天，塌不下来的！”我说完，挽起身边胡莉的手，默默起身前行……
眼见着羽佳已经被媛媛哄入眠，我让洗完碗的黛李去帮忙照看，于是胡莉和李媛媛王玉芬和蒋文端终于能忙里偷闲，轮流陪我入浴后，四女精心妆扮，在我的指使下纷纷换上艳丽华美的紧身艳色碎花旗袍，这几名绝色大美女浓妆淡抹后，换上这身姨太太风情的打扮下来，旗袍开衩到大腿根部，几乎露出大半个白皙粉嫩的屁股蛋子，加上一水的肉丝长袜，一水的黑色性感细高跟鞋，个个千娇百媚艳若天人。
四位美女都是大美人，今晚李媛媛是白牡丹，胡莉是红牡丹，王玉芬是黄牡丹，而蒋文端是黑牡丹，虽然姿色各不相同，但都是我白秋的姨太太小老婆艳妾美妃，简直就是妖娆勾魂的“牡丹花开旗袍四姐妹”。
现在的旗袍，多在展览会、酒店、夜总会酒吧等娱乐场所见的。女孩穿旗袍确实很美，因为旗袍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她能够将东方女人躯体的曲线恰倒好处地表现出来，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旗袍的紧身为的是突出女人的线条，这说明现代中国人对女人性感的重视。只要我们注意男人欣赏旗袍的心理，一切都可以一目了然。因为男人不会注意宽身宽袖的旗人旗袍，也不会特别感兴趣于现代女性的各类西式或休闲便装，而独独盯着能衬托出女性身体曲线的紧身旗袍不放。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正面正视“性”和“裸体”的健康心态，这就使得“性”的出场，不得不呈现猥琐的文化积淀状态：“性”要么呈现郁达夫笔下对女性身体的“窥视”，要么便只能隔一层衣服来被一些男人微笑着观看。
而所谓“隔着衣服”的“看”，其实便是“剥离”衣服的过程。因此无论是“窥视”还是“观看”，最后都与鲁迅所说的“私处”与“性交”有关。如此一来，紧身旗袍便不可能作为纯粹的审美符号来对待，并因此而只是起到煽情的作用，另一方面，紧身旗袍之所以特别容易引发男人的视线，还在于它暴露出一些人有关“性”的生命状态，已经不仅从“性行为”异化为“性心理”和“性文化”。由此远离自然本身的生命状态，而且也从被传统文化支撑的“性心理”和“性文化”。
今天的一些男人，之所以特别喜欢在剪彩、酒店，娱乐场所安排身着紧身旗袍的女性翩翩出场，也因此而一目了然。就像当代中国不少成功的人士喜欢在自己豪华的居室里放几本书装点门面、在酒饱饭足之后找几个女孩“三陪”一样——旗袍的出场起到了“三陪”的作用。
其背后，则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士大夫的享乐文化的当代性延伸。之所以说这是享乐文化而不是审美文化，是因为旗袍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把玩性质。衣饰自然是一种文化。但是当紧身旗袍这种衣饰文化既起到了束缚女性身体的封建作用，又起到了男人可以在精神上触摸与赏玩女人身体的作用时，这种服饰就成为既束缚女性，有轻视女性并且将女人工具化的文化。
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根本上就是将文化“妓女化”，因此也就不是文化。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享乐文化。就像商业中以女明星、女模特等漂亮女人作为道具也往往颇能助兴和煽情。
记得在80年代在北京展出的“人体画展”，一时就轰动了全国。在画展里，很少见到观众在人体画面前激动与沉思，有的人是半张着嘴准备“吃”的兴奋表情。我想多半还是在于人们看着看着就想怎么把“人体”给“吃”了。如果中国文化史上除了春宫画外，并无真正的人体艺术，那么，能衬出女性线条的旗袍自然就成了替代品。
对旗袍的“怀旧”，其实就是一种男人妻妾成群的理想，进而又成为一种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