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总理问。
李副总理思索了起来,而后说道:“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是符合逻辑的,但问题出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建房子卖给人民,这怎么看都是有些不合适的,至少目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哪个实行这样的住房制度。”
这话没错,就如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商品房制度，国家住房主要为福利制度,由企业、工会或地方政府主导，采取租金制度,约占收入的3，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全部为分配制。
而方叶的建议里,显然反对一味的分配，他认为这种方式就是在人为拉大阶级差距、城乡差距，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制,那为什么工人就能分房子,而其他阶级不能呢?这种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不就成了阶级所有制了么。
从经济的角度的说,这种分配国家需要投入的开支巨大，不仅占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利润,而且还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比如,根据财政部当前‘利润留成’的原则,企业大约会留下102的利润,其余全部上缴。这一留存，还是在方叶的呼吁下进行的。
历史上1970至78年，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利润留存不足1，以此来压低社会消费，这一行为不仅使得这十年间企业难以发展，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市场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这种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对于国家的发展伤害太大了。
国有企业留下的10利润用于一般福利性开支，但是向建房这种事，则由国家财政来拔款,企业自身并不能做主,这又使得整个前三十年,特别是六五年以后,职工住房的问题矛盾日益加剧,到了改开前,矛盾已经积累得如同火山一般。
大量的职工依旧在住着窝棚一般的地方，住宿条件差到离谱，特别是东北这样工业先发达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棚户区，而华东的上海等经济较好地区也差不多，几十年如一日,居住条件没有任何改善，一家几口人,住着二三十平米到处漏雨的破房子。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到2008年国家才开始解决，而在方叶看来，国家完全可以不必在那样发展，过去三线建设占据的大量资金,现在不用投这么多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国家工业产业布局调整，而国家财政现下比历史上又富余得多，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条路子。
新的路子，就是开始大规模的城市住房建设,采用新的分配方式,既能节约国家开支，又能给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一个全新的住宿条件,而商品房的推出，既能改善―般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还可以通过商品房市场将投出的钱再收回来，可谓―举多得。
简而言之，就是提前开展城市建设,而且这个建设开展得越早，对国家越有利。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新中国完全可以利用二十年时间,完成城市的基础建设,要知道城市大量棚户区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源头上直接将这些老大难问题给掐了。
除此之外，还能减少和避免未来重走土地财政这条几近失控的邪路。21世纪房地产给国家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不过这些问题,他并没有在建议书中说，而是通过五二六局汇报了上去。
至于，方叶所提的国有职工和编制人员过多的问题,也不是他第一次提了,只是此前国家工业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工人，也需要大量的就业,特别在六六年新经济政策全面实施前,国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在随着私营经济的开放,方叶认为可以做出规划调整了。
这些方法自然是好的,但就如李副总理所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涉及到国家现有体制改革的大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究竟是要保持当前的方式,然后坐等问题继续发生，还是冒天下之大不违,走左左们眼中的‘资本主义路线’。
现下与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三个，分别是苏联、朝鲜、越南,后者自不必提,国家尚未统一，而前两个国家,都在实行住房分配制度,这也是很多理想主义者眼中完美的时代制度。
然而,这种制度真的完美吗?颠峰时期的朝鲜和苏联,特别是苏联的农民整体上过得确实还不错,住房、医疗、教育等全部免费,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没有多少选择权。
每个阶级的身份基本固定，阶级跃升困难,社会居民的总体上确实很平均,但同样要注意一点，富得很平均，穷得也同样平均，无论是苏联还是朝鲜的城乡差距始终存在，城市里楼上楼下，汽车到处跑,农民想买车，一辆三千五百卢布，是农民平均三年的总收入。
而且农民假使有了一定的积蓄,想住好一点房子,那非常困难，在指标满足的情况下，一套住房的价格高达7000余卢布,差不多—个农民六年的收入总和,而且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中间的各种条件审核十分严苛。
农村地区同样有差距,条件好的地方,或者一些样版工程，农民楼上楼下，但普遍是一层民居，想住上楼房?美得你。
这还是社会生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