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中没有过多的爱恨情仇，单纯因为那名女警某一次在某个公园的某个树林里与在市局总务处工作的情人赤裸相对、释放了一次自我之后偶遇了那名男惩教官，尽管二人衣着已经整理完毕，但女警还是心虚——毕竟平日里，自己和自己的正牌丈夫与惩教官私交甚笃；但是在惩教官的日记里，并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或许对于惩教官来说根本不算事情，或许他也根本没发现其中破绽。
——就这样，当年在警务系统里最为臭名昭着的命案，最后竟然是由一个清洁工破的；而在当年思想保守的警务系统里、在性信息极其闭塞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人甚至都会对本案发表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是『自慰棒』？”
与其在取证论证上纠结，倒不如，去案发现场看看。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探寻一下罪犯的犯罪动机、并且去按照逻辑反推谁最有可能是真凶。
过分地拘泥于证据，我觉得不是好事——之前沈量才他们认定父亲就是杀了省厅那几个与桴鼓鸣案子有关的警察干部，不就是例子么？而且，证据这种东西，无论人证物证，总会出现新的，新的证据要么会辅助前证、要么推翻前证，从某种逻辑上来说，现在这一刻所发现的、拥有的证据，都是不确定的、都是薛定谔的猫，而只有当案情的真相被发现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才会对“辅助”和“推翻”、对“有用”或“无用”之中的一个方向进行坍塌。
“那既然这个周ＸＸ已婚、她又跟陈Ｘ有奸情，那她为啥还要用『自慰棒』？”
可是被撞到的偷欢已毕的二人的心里根本不能安稳，于是想了一条毒计：首先那名奸夫搞到了具有惩教官编号的备用警服纽扣，一针一线地缝在了女警的身上；然后女警利用一个，整个女子监狱都在为一个出生在女子监狱里的小男孩庆祝生日的夜里，潜入了女子监狱，寻到了那位平日十分孤僻的女生的牢房，利用自己的白手套、统一发放的安全套和自慰假阴茎、以及铭刻这惩教官编号的纽扣实施了作案，并且故意扯掉一颗纽扣放进了死者嘴里。
被揭开：那名死去的女孩是被伪造成奸杀后的谋杀，凶手正式那名喜欢穿肉色短桩丝袜的女警。
“为什么要用那个什么胶按照男人的那玩意雕刻出来一个什么『假阴茎』？”
“什么是『自慰』？”
不过从此，我对取证这个东西，便产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情结：“唯证是信”的思想到现在还是警察系统中一个主流思想，哪怕胆大如夏雪平，我觉得她也经常会因为取证这一环节过于纠结；说实在的，我倒是真羡慕安保局那种“先斩后奏”的手段——无论证据是否确凿，只要有怀，先抓到手、审一番再说；但是很可惜，警察局并没有安全情治系统那样的特权，所以相较而言，我们这帮刑警的作为，可要束手束脚得多。
而当年的那个惩教官，是我外公夏涛的亲弟弟，我的外叔祖父夏清。他自杀那年，跟我现在也一样，也是２１岁。
“……呵呵，也不知道这是怎么
而那位号称“神探”的青年警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响，他最终为自己的刚愎自用和自大妄为埋了单，一辈子默默无闻，只能托当年警院老同学的关系，在Ｋ市的警务中专谋了个专职教授刑侦学讲师的差事。然后，这个老头成了我在警专时期最厌恶、也是最经常找我麻烦的那个人。
那个在警专经常找我麻烦的老厌物，之所以跟我不对付，也是因为我是夏涛的外孙，而他一直认定，自己断送了前途不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是因为我的外叔祖父死在了他的手上，所以夏涛记恨他、故意跟他过不去，后来我外公得势后对他故意进行了打压——甚至在我上警院的第二年，听说他因病离世前，扣着氧气罩的口中还在对我的外公骂骂咧咧；而在我于整个警校的档案室里发现了当年的尘封往事，并且在回家之后从堆在杂物间里的大箱子中翻找到了外叔祖的那本日记，当年的事情便一一对应上来，于是在第二周的第一节刑侦课上，我借着那老厌物挑我毛病的机会故意跟他大吵了一架，把他当年的事情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全部抖搂了出来，并笑着讽刺道“以为只是一味地认证据就可以破案，那么挑大粪的也能当『神探』了”——当然，现在理性地想想，这句话是有些过火——在当时，这句话确实给老头气得半死，后来他用拐棍敲着警专训导处的办公桌，恶狠狠地说道“以后的刑侦课，要么没有我，要么没有姓何那小子，从此以后绝对不跟那小王八羔子同处一个屋檐下”。继而，当年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每次上刑侦课的时候，我都是在警专教官们的无奈默许下在操场上进行训练或者自由活动，但当年的刑侦课我还是靠着自学和死记硬背拿了个八十分。
——这便是我一定要去一趟罗佳蔓别墅的原因。何况，对于成晓非这个人，我还算是很了解的。成晓非向来不疯魔不成活，杀了自己欲求不得的心上人的事情他倒是能做得出来，但我觉得这并不简单地是一桩情杀；更何况，在案发现场附近还出现了一个郑耀祖，他是目击证人？是帮凶？还是也险些成了成晓非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