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尝试一下一对一的关系。这是他头一次开口说他爱我。
“那大概是我应该最感到幸福的一天。但实际上我在想的是，我希望我能停留在这一刻，如果不能的话，就让我死掉。——大概人在觉得一件事好得不像真的时就会那么想：你非常害怕，甚至心里早已经知道，那不会是真的；但你又那么想要它，想要到了宁可盼望自己死掉，也不想醒来面对真相。”
他停下来看着天花板，出了一会儿神，然后说：
“我们搬到了一起住，那之后是真正噩梦的开始。泽诺每一次不接电话，不打招呼出门，或者晚一点回家，我都觉得是他要跟我分手的信号。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相当了解他，而且我们之前也已经讨论过了那么多次，我完全明白他有多不喜欢这样的关系：感觉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感觉屈辱，感觉自己不再像是自己——就像我在开放式关系里感觉到的那样；他只是试图为我而妥协，像我之前为他作过的妥协一样。
“两三个月后我发现他又在Grindr上和人约了。我什么也没说。他知道我发现了，也什么都没说。非常可笑，同之前相比，我们的关系只是从开诚布公的开放式关系变成了鬼鬼祟祟的开放式关系。但我宁可维持这种状态也不愿意回到之前分手时那样，至少在这种状态里我感觉自己不那么像一个混蛋。
“我们继续在那个项目上投入，企图让初创公司活到下一轮的融资，然而一切都比想象得困难。我意识到那种残酷的融资游戏会一轮轮地淘汰掉任何有一丁点薄弱之处的人或者项目。与此同时我的毕业论文期限也快到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了第一次急性惊恐症发作；很快又有了第二次。好在两次都发生在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没有引起问题。我选择了向所有我认识的人隐瞒这些事，我很怕事情会传到投资人那里……那个时期我好像对一切人都失去了信任感。
“然后就到了那一天。我开车到另一个城市去见我们的投资项目负责人，他告诉我因为初创公司的结果不理想，他们已经把投资入股的部分做了列支，让我不必再去，立即着手关闭公司。我慢慢走回了停车场，又接到一个电话，是教授的秘书打来的，通知我因为再一次错过了提交论文的期限，我将不会得到学位。
“我坐在车里，给泽诺打电话。他没有接。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连重拨了十几次那个号码。他终于接了。我直接问他是不是又约了人，他说是。
“我挂了电话。过了一两分钟他又打来，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用一些非常脏的话骂他。他也生气了，问我是不是精神不正常。我指责他破坏了我们的关系，毁掉了我的生活。
“接下来他说的那番话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他说：‘我从来没向你说过谎。我一直都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只接受开放式的关系，我不接受这个社会关于固定伴侣的愚蠢规则——我怎么过我的人生要按我自己制定的标准来。为了你我愿意去尝试一下：我真的努力去尝试过了。你知道的，没有成功。
“‘而你，打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你假装你有过性经验，撒谎说你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而其实你打的主意是把我弄进了一段关系里以后慢慢改造我。如果你告诉我你十九岁都没跟人上过床是为了等待一个伟大爱人的话，我根本连碰都不会碰你，我根本就不可能和你有任何关系。’
“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感到浑身发冷。……好像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冷过。我不停地发着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已经开着车在高速路上。那天在下雪，空气里白茫茫的，我的头脑里也是一片空白……直到我想到了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一把大号工具刀。我一直随身带着它。有些情况下它很好用：我有一次用它划伤过一个想不戴套上我的家伙。我想到了这把刀以后就一直在脑子里想着它——我到今天也不很确定我那个时候到底想用它来干什么。
“这时候恐慌症发作了。我视野模糊，恍惚间好像看到另一个自己在开着车，口袋里揣着刀……有什么东西在挤压着我的肺，我喘不过气来，许多针刺进了手脚，心脏在脑袋里跳动。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或者已经发疯了。
“我大概是昏迷了一会儿，醒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在路旁。我看到窗外有一些人，但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也发不出声音。他们很快又不见了。其实是因为车门变形，他们走开去另找工具。但我那时候以为他们是放弃我了。
“……我差不多肯定我就要死了。但我还能动，我摸到了口袋里的那把刀，把它拉出来。我的衣服被车门上别着的那把刨冰铲割烂了，露出了那只蝴蝶的翅膀的一角。我盯着它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它继续留在我的身体上。他们来埋葬我的时候，我不能让自己带着他的印记进入地下。
“所以我就动手了。把它的翅膀剥掉。让它离开我的身体。”
他停了下来。
沉默再次包围了他们，像填满了这个房间的黑暗一样。
菲里克斯忽然伸出手去按亮了床